六是企业可以走出去,还可以通过制造业走出去并购来获取一些先进的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
例如:1-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例,2010年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南非分别为35 .5%和13%,中国仅为10.2%。
他认为,为此应尽快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可以收获多方面的改革红利:首先,有利于使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或流转所得的资本进城,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5-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可是,鉴于当前的债务水平,增强型刺激措施只应得到选择性的、审慎的采用。我们为何应当忽视债务呢?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债务是一个变动缓慢的变量,不可能(通常也不应该)过快地降下来。
尤其在欧洲,任何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都需要从德国向外围国家的大笔转移。古往今来,各国政府使用过多种多样的对策。从我国现代化需要和城镇化规律看,中国大陆地区不可能出现上百个国际化大都市,甚至承载不了上百个全国性中心城市。
这些都能够直接、间接促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村发展进步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缓解城乡差距快速扩大趋势,扩大国内需求。在这三个条件当中,第一个是总量条件,第二个和第三个是结构条件。大中城市对人口和劳动力的承载能力要大大高于小城市和小城镇,大中城市人口密度也比后者大,更为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
而且,这样做会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把城镇的繁荣和现代化建立在内地广大农村地区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的价值取向。但是,城镇化不能等同于造城运动。
内需扩大有利于非农产业发展,增加非农就业岗位。如果担心出现城市贫民窟,小城市和小城镇更容易出现,大中城市反而不太容易出现。因此,一旦政策放开,实际愿意留下来定居的外来人口和劳动力大多数都会是那些已经在城镇拥有稳定收入来源和可靠就业保障的人,他们留下,落户城镇,不会带来城市病。与小城镇和小城市相比较,大中城市城市功能更为健全,经济社会发展更为先进,渗透力和融合力更强,更容易实现农民市民化。
许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具有特别强的规模经济特征和不可分割性,以至于小城市和小城镇没有条件建设和提供。城镇化模式选择的实质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农民的市民化。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必然要占用大量耕地,用于城镇建设和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城镇化的基本动力来自经济发展造成的城乡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及工业化。
正确认识、理性处理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之间的结构关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面发展是我国城镇化的正确选择。三是第三产业发达,是周边地区的服务中心,是周边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汇集点,能够为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后勤支持,周边地区可以借助区域中心节省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
即使是拿大中城市中外地农民进城相对集中的部分跟小城市和小城镇相比,整体上大中城市也并不逊色。积极发展大中城市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城镇化基本规律决定的。
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功能,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无法阻止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无法阻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还有人担心,外来人口大量落户,会影响到本地市民的福利水平。市场力量直接决定着、影响着城镇化的速度、模式和路径。为了取得、巩固和提升区域经济中心地位,中心城市或准备成为区域中心的城市必须掌握关键和核心产业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率,提高制造业辐射能力和产业关联度,形成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体系。比如城中村问题、郊区农民不愿意变成市民问题,都反映了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对城镇化的强大影响力。我国城镇化任务艰巨,决定了需要长期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面发展的城镇化战略和政策。
我国是人口大国,城镇化任务极端繁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就是为什么大中城市普遍比小城市和小城镇繁华的原因所在。
一般来说,一座城市第二产业从所在区域采购的能源、原材料和零配件越多,第三产业为周边地区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越强,那么该城市对所在区域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就越强。从公平正义角度看,人为排斥外来人员,增加他们的居留成本,只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无法充分分享城市文明成果。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小城市和小城镇 脏、乱、差问题更为严重。但是,工业化、城镇化本身受到政府政策和政府活动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在我国尤为明显。
正确认识、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与政府是城镇化进程中两个绕不开的基本影响因素,两者的协同配合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一座城市要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并且在所在区域内居于前茅,具备吸引产业集聚的较大规模市场,能够为企业开展分工协作提供充分的余地。政府直接、间接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政府的大多数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政府自身的活动,都会对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产生影响,对城镇化的基本动力产生重要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城镇化进程。他们需要返乡探亲访友,处理家事。
况且,城镇不能只享受廉价劳动力流入的好处,不承担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努力完成的任务。
我国人多地少,而且上乘耕地多位于人口稠密、城镇化任务艰巨的地区。其实,只要户籍制度改革到位,并且真正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大中城市完全可以避免出现贫民窟现象。
这就注定了大批人口和劳动力还要长期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另一方面,政府需要下大力气推进农村发展进步,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城镇化健康有序推进的重要保障。
即使城镇给予外来人员完全的国民待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是适者生存,留下来定居的绝大部分都是那些综合比较之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且比回原籍农村会生活得更好的人。只是因为大中城市外来人口相对聚集区与大中城市其他区域比较,发展差距较大,对比较为鲜明、直接,加上大中城市新闻舆论较为发达,更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城镇生活成本远大于农村,农民也是经济人,充满经济理性。从实际情况看,这种担心既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又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与工业化、城镇化的终极目标背道而驰,并且妨碍城镇作为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
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城就业和长期居留的盲目性。最优城市规模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为了保障农村发展进步,政府必须努力增加对农村的各项公共投入,尤其是道路、自来水、电力、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并形成科学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做低端产业或高端产业中的低端加工环节,留给区域内其他企业开展分工协作的空间很有限,就很难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对巩固和提升中心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帮助有限。
在同一地域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可以看出大中城市人口密度更大的特点。从工业化所需体制环境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政府努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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